2017-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电机及控制器行业“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 15页

'第32章管理城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指标：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作者：RyoKohsaka,HenriqueM.Pereira,ThomasElmqvist,LenaChan,RaquelMoreno-Peñaranda,YukihiroMorimoto,TakashiInoue,MariIwata,MaikoNishi,MariadaLuzMathias,CarlosSoutoCruz,MarianaCabral,MinnaBrunfeldt,AnniParkkinen,JariNiemelä,YashadaKulkarni-Kawli,andGrantPearsell摘要要想理解一个城市地区是否正沿着一条可持续的轨道发展，在城市景观中捕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趋势和状态代表着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这个任务也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们都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包括在方法层面上（制定标准、划定边界，下定义）以及在制度层面上（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目标整合起来）的挑战。在本章中，我们汇报了来自几个国家中不同城市的经历，这些城市都应用并测试了新近开发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CBI）。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不同城市进行比较或排名，而是为了加深我们对这些指标背后的科学的理解，并为在不同背景条件下改善CBI做出贡献。根据在日本14个城市实施CBI的经验，以及在里斯本（葡萄牙），赫尔辛基（芬兰），米拉白恩德（印度）和埃德蒙顿（加拿大）的经验，CBI明显有着一些需要得到解决的局限性：（1）数据的缺乏、制定标准、划定边界需要慎重考虑，（2）这些评分展示出了一个挑战，原因是这些城市的生物地理差异或轮廓差异很大。（3）捕获到的生态系统的数量和范围有限，而且应包括一个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4）城市的社会生态整合度需要进一步发展。然而，同样明显的是CBI具有一些独特的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能够作为将管理者，科学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聚集到一起的工具，共同作用于城市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也能够作为一种评估不同政策的影响以及城市生物多样性土地规划方案的工具。32.1介绍-指标的历史环境指标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97OECD）。在最初阶段，环境指标是与其他社会和经济指标分开处理的，但自那时以来，各种框架的设计目的之一就是为简化包含人为因素的逻辑步骤或因果链条中的指标。“PSR模式”（即“压力-国家-响应”）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个最初的模式之一。该框架后来发展成为DPSIR模式（驱动力，压力，国家，影响，反应），这已被广泛使用，原因是它的逻辑结构和政策的相关性很好（Kohsaka2010）。“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2005）开发了一个纳入了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框架来评估生态系统变化，从而强调人类福祉，并允许指标在更广的范围的使用（Pereiraetal.2005）。在IPBES（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政府间平台）的政府间进程内，有一个新开发的全面框架来评估生态系统变化。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已经在努力发起这样的指标。CBD已经开发了自己的一套指标，即2010年目标，以评估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Walpole etal.2009)。由于未能达到2010年目标，因此CBD缔约方为2020年设置了新的目标——爱知目标（CBDX/2决定），而且这些指标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GEOBON2011;SCBD2011)。生物多样性指标需要系统的观察——无论是在地面上还是依靠遥感来观察。而且这些必须能够被聚集起来，以提供关于全球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准确信息。(PereiraandCooper2006)一个全球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正在“地球观察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小组”的支持下被开发出来，以提供生物多样性指标、科学界、国际公约以及IPBES所需的数据(Scholesetal.2012;Pereiraetal.2013)。指标最初设计是要从国家跨越到全球范围，并整合进一个DPSIR框架(Butchartetal.2010;GBO32010)，但该指标一直在反复强调，开发一组可扩展的、既可以从地方升档到全球又可以从全球降档到地方的指标是很有必要的(SCBD2011;UNEP2011)。其他类型的环保指标，在一些情况下，已经在直辖市和市的规模上得到设计(MoriandChristodoulou2012)。这些指标有时被表达为“生活质量”指标(Chanetal.2005);有时，他们是在“地方议程21（LocalAgenda21）”的背景下开发出来的，或是与一个一般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相关联。(例如,MoriandChristodoulou2012)这些指数本来可以被分解成单个环境、社会和经济的指标，但一般来说却缺乏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连接。因此，很明显在由参与“爱知目标”以及国家以下级政府、城市以及其他生物多样性地方当局的“行动计划”的地方政府新提出的倡议之中，正急需一套为城市空间等级特别设计的指标（而不是为国家或更大地区设计的指标）。（见CBI2012）32.2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CBI）32.2.1CBI的历史CBI这一想法是在2008年提出的，CBI的开发是由CBD秘书处领导、与“地方以及国家级以下生物多样性行动的全球伙伴关系”、新加坡政府，以及来自学术机构、国际机构、民间团体的伙伴们共同协作的。2009年的CBI草案有25个指标，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城市原生生物多样性，（2）城市中的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和（3）生物多样性在城市的治理和管理。如此构成的理由是，需要市政府官员和民间团体知道他们城市中的生物多样性存在是什么样的，以及它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如气候和水的调节）方面的重要性。治理和管理也被看作是该指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是城市加强生物多样性的努力方式。它为每个指标制订了一套基于1-4分的测量尺度的定量评分方法。2010年版本所做出的主要改动包括将指标数量从25个简化为23个，并微调了分数。并修订了用户手册。2010年10月29日，通过在名古屋举行的COP11中的“X/22决定”，“国家级以下政府、城市以及其他地方生物多样性当局行动计划”得到了193个CBD参与人的支持。该计划包含有让“地方和国家级以下的有关部门通过利用CBI来支持爱知目标在地方上的执行”这一建议，然后第三次技术专家研讨会于2011年10月在新加坡举行。对于那七项需要确定评分范围的指标，仅取得了14个城市的数据。因此，参与者一致认为在采用一个适当的统计方法以及确定评分范围之前，需要更大的样本量。现在CBI已经进行了第三次修订。（CBI2012） 32.2.2CBI的结构CBI指标很广泛（见以下专栏32.1），它们是为满足三个重要标准而设计的：（1）不仅作为评估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全面的工具，而且还是为评估生态系统服务、治理和管理的全面工具;（2）是一个自我评估的工具，因为它不用于城市之间的比较;（3）是一个简单的，但又科学可信的工具。专栏32.1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指标一览：1.自然区域的比例2.反抗生态破碎的连接措施或生态网络3.在集结区的本地生物多样性（鸟类物种）4–8.本地物种数量上的改变（4.维管植物，5.鸟类，6.蝴蝶，7.和8.可选）9.受保护的自然区比例10.外来入侵物种比例11水量的调控12气候调节：碳储存以及植被的散热效果13–14.娱乐和教育服务15.分配给生物多样性的预算16.年度实施生物多样性的项目数17.法规，规章和政策-存在的当地生物多样性策略与行动计划18–19.机构能力20–21.参与及合作22–23.教育与觉悟专栏32.1（续）CBI目前的23个指标被视为核心指标，而可选或分项指标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开发，并针对个别城市的具体测定需求。对于每一个指标，CBI手册（CBI2012）提出了一个0-4分的得分范围，其中0对应的是表现不佳，4分对应的是表现出色。得分可以合计起来，用于概括出该城市生物多样性表现的整体评分。对于一些指标来说，已有专家提出了将测量结果转化为分数等级的方法，对于其他的指标，将会利用对那些城市中即将测出的CBI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确定得分范围。32.3CBI的评价经验32.3.1在日本的经验CBI在日本应用的背景是一个新的法律，名为《生物多样性基本法》(SeibutsuTayouseiKihon-ho),是在2008年作为国会法案引入的，在该法第13条，各市（州，市和其他地方单位）呼吁要开发当地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环境部领导了该进程——为了给那些城市编写一本包含有利用特定指标来推进地方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发展的指导手册，它制定出了计划。CBI随后被应用于15个城市，在本章中，我们将对两个城市的应用进行具体报告 ——横滨和金泽。我们还总结了CBI在13个中大型日本城市的应用。（详细资料见附录I）。32.3.1.1两个城市的经验：横滨与金泽横滨市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人口大约370万。该城市人口增长稳定，导致了在绿地面积从1970年的50％减少为2009年的30％。该城市大部分都点缀着森林和农田（因而享有动态水和绿色环境），而且虽然该市绿化覆盖率稳步下降，但是它已经在多个利益相关者参与原则的基础上开发了多种创新型、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措施和计划。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UNU-IAS）与横滨市合作进行了一项从CBI的应用中借鉴经验的研究。横滨的经验表明，在应用中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识别出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变量以及该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还有数据的可获取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横滨市只对陆地物种进行了两次全市范围内的广泛调查，由于预算的限制，人们认为定期开展这样大规模的调查是不现实的。第二个挑战涉及的是治理方面的指标。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活动和预算常被嵌入城市行政机关里的其他多个行业之中，而且难以进行分离报告。横滨采取的一个有趣的倡议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它的环境管理系统——ISO14001之中，旨在减少人类活动的影响。通过ISO14001，生物多样性问题在该城市的各个部门的议程中得到应对，然而事实证明，要通过目前的指标来获得这样一个主动性，是很困难的。此外，虽然许多当前指标或许能够汇报城市对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幅度（例如，预算和人员），但是它们不能展示这些努力是否成功、有效或是有影响力。不过，它尤其显示出了，CBI作为一个工具，它在追踪横滨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上，以及在实现该计划目标期间促进讨论上的有效程度。在日本，CBI在13个大中型城市中用质化的方式进行了测试（InoueandMorimoto，2014），而Inoue和Morimoto用了定量的方式来分析。（2011）这些研究主要结果的总结见表32.1。（进一步详细说明见附录I）。CBI的应用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是关于对以下条款的指标进行清晰定义的需要。（参见表32.1）指标1-自然和半自然区域，指标2–生态碎片，指标9-受保护的自然区。此外，方法上的挑战包括指标2-碎片，以及指标4-8（本地物种）的评估。在一些城市（千叶，川崎，京都，大阪）里，本地物种的基本数据完全不可用;这就确定了对这些区域进行本地物种评估和监测的需要。对于指标12来说，热岛效应或冷却的影响被证明在一些情况下是难以计算的。同时，政府官员作出了积极的言论，他们表示，一旦指标开始实施，这些数据可以用于住房或城市规划的问题(KohsakaandOkumura2014)。进一步落实面对的挑战是要将一般环境活动与生物多样性特有的城市活动区分开来，以及预算分配问题；其困难程度与城市规模无关。(KohsakaandOkumura2014;InoueandMorimoto2011)。人们也认为指标的数量过多了，因为人力资源有限，小型到中型城市无法操作。金泽，石川县的首府（人口46万），位于日本西北部，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化速度一直很快。在一般情况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在日本的传统的思维和地形管理中不是很明显(Duraiappahetal.2012),而金泽的经验是，CBI的本地版本应该通过一些适应当地的指标形式来进行开发，体现出各个城市的生态及文化背景的独特之处。（UNU-IASQUICK2011）。在金泽，得天独厚的条件包括：长期的，传统的农业活动，这些活动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例如被用于农业或木炭生产活动的池塘和沼泽。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性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而且人们认为里山（satoyama）的社会生态生产景观的生物多样性并未在CBI中被充分捕捉到。更多有关里山景观的信息，见第八章的当地评估。（图32.1）。 32.3.2葡萄牙里斯本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位于欧洲西南部大西洋沿岸。全市有55万常住人口，面积为85平方公里，但大都市圈范围内拥有约300万人。由于城市绿地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城市化很密集，所以里斯本已被列为在绿色背景下的一个棕色城市（EEA2010）。然而，大都市区由若干个“全球急需保护的200个地方”（Natura2000sites）组成，其中包括欧洲最重要的鸟类的地区之一——特茹河口，以及农业和森林地区。为了庆祝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年，里斯本决定为2020年设置一个理想目标——把该市生物多样性增加到相对于2010年水平的20％。这个目标的建立开动了两个重要的过程：（1）为指标下定义，以评估该目标（根据衡量的指标来运行该目标，如城市半自然区域比例或在该城市常见的本地物种的数量），（2）发展一个市级生物多样性战略。为了开发这些过程，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由里斯本市（CML）的代表、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所(ICNB)、市环保局(LisboaE-NOVA)以及里斯本大学的科学家组成。专家组决定将其指标框架建立在CBI的基础上，以将工作建设在其他城市所作的工作的基础之上，并促进全球评估指标的统一。该专家小组工作了1年，估算了CBI的23个指标的值，主要是来自现有的数据（附录II）的汇编以及GIS分析。人们发现，CBI对专家组所希望涉及到的大多数方面都具有针对性，但其应用也面临着几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关系到自然这一概念。里斯本市内并未剩下任何自然区域（可能除了河前端的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泥土地带以外），但却存在着正在进行着自然化过程的地带。这些地带包括孟山都的城市森林公园的大部分（尽管林业实践行为在过去二十年来得到了改变，这些改变能够促进本地树木的数量补充，但是许多区域仍然覆盖着外来树木。），以及废弃地带和其他半自然地带（有些是为了未来的发展而待定）。第二个挑战关系到把物种数量作为一个指标来使用。种类数量作为生物多样性的指标，已被证明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已经有人建议基于物种丰度的指数，比如几何平均丰度具有更好的统计性质(vanStrienetal.2012)。另一个问题是，物种名录往往是累积的，因此专家组将物种数量统计限制在2005年和2010年（附录II）之间出现的物种。第三个挑战是，生态系统服务指标和连通性指标正处于方法发展的初期阶段。对此，里斯本专家组提出了若干分项指标，可以指示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状态，并且可以让其他应用CBI的城市（附录II）采用。第四个问题是，治理和管理指标相对多，而且有时很难准确评估。例如，城市的统计数据和报告并不总是对一般公共公园投资或其他环保活动和生物多样性的专门活动做出区分。最后，里斯本专家小组并没有把4分制的CBI得分应用于每一个指标，因为专家们认为这是主观的，并没有将监测目标更进一步，而是把每个指标的数值计算出来并做出了报告（附录II）（图32.2）。尽管如此，在指标的数值之外，CBI在里斯本的执行促进了几个有关监测生物多样性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管理的几个机构和专家之间的合作。它还导致了一个“里斯本生物多样性战略”以及一个“地方行动计划”的制定。但愿该计划将有助于实现该市为2020年定下的广泛目标。32.3.3赫尔辛基，芬兰赫尔辛基市位于芬兰南部的波罗的海。该市绿地众多，而且城市结构广而分散。该市的政府已经作出决定，即使城市快速增长，也要维持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为了支持和监管这一 目标，该城市正在为生物多样性评估寻找标准化的指标。CBI则是有着潜在用处的一套指标。一项有关用于计算CBI指数的数据的可用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得出结论，赫尔辛基能够参与到CBI中，但是所需的数据并不完整。那些数据对于某些指标来说是存在的，比如说指标9（受保护的自然区的比例），指标19（参与机构间合作的城市机构数量）和指标21（与该城市在生物多样性活动方面进行合作的组织数量）。然而对于许多指标来说，(例如指标2,4–8and10–12),收集新数据是必需的。赫尔辛基的评分尚未计算出来，但是已经对指标1做出了粗略的估计，估计显示自然地带的面积比例约为40%，这个值在指标的最高分之上(4分:>20%)。然而，指标的价值极为有赖于“自然区域”的定义，以及是计算整个区域（包括海洋区域）还是只计算其陆地区域。另一个问题是，要检测整个城市内出现的改变对于许多指标来说是不现实的，但CBI要求需要采样（例如，指标4-8，关于本地物种数量上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替代方法是使用渐变的方式，即选择一条从城市中心开始通过郊区、直到城市边缘的梯度渐进带作为样本地点（参见第10章）。这同时使城市能够参照该市以外的区域，以发现正在观察中的这些有关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现象是该城市独有的还是在一个更大的地理区域中发生的。梯度方法也将使得有关城市变化对比的研究变为可能——不需要直接进行城市对比，只需要沿着不同城市的梯度渐变线进行对比就行。例如，这种做法已被成功地用于研究世界各地几个城市中城乡渐变线沿线的步甲甲虫聚集的变化。(NiemeläandKotze2009)对CBI在赫尔辛基的使用进行评估同时还强调了一些关于该指数的更为一般的问题。例如，例如，对本土鸟类物种数量变化的检测时间跨度为三年（指标5），但是城市生物学家们认为这个时间段太短，无法显示在人口规模和范围方面的显著变化。他们的建议是采取5-10年的较长的时间跨度。他们同样还建议，为了显示种群大小和范围变化，应该相应地增加其他类似的指标（指标4-8）的时间框架。此外，赫尔辛基大部分的行政区域其实是水（波罗的海），这对与区域有关的指标分数产生了影响。应该考虑为有着较大海洋面积的城市制定一个特有的指标（例如一个衡量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指标）。同时，很明显的是，为了作出有益的对比，加入了CBI的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动应该加强，而且，关于不同城市检测以及提供其初期评分的方法的信息应该是能够被参与者以及CBI的潜在参与者获取的。32.3.4米拉白恩德（MiraBhainder）,印度米拉白恩德是一个小却飞速扩展的城市，位于孟买的北边。由于它接近印度的商业中心孟买，它在过去十年里从一个郊区发展成了一个城市，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市政机构。米拉白恩德的许多居民前往邻近的孟买工作。建成区集中在市中心，而周围点缀着小块次生落叶林以及种植园环绕的居民区。米拉白恩德面积为91.9平方公里，其中有40％包括一个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以及红树林的一些延伸部分。特拉孔，一个基于孟买的生物对策提供者，提议在该城市应用该指数，为米拉白恩德的城市管理引进了CBI，于是米拉白恩德成为了第一个在印度应用CBI的城市。特拉孔要求要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该应用，需要多种人员的参与，包括生物多样性专家，GIS专家与规划者。GIS专家和规划者。空间分析所需的最原始的基准数据可以从城市市政公司处获取。但是，这些数据并未为某些自然区域界定清晰的界线，如红树林和盐田之间的边界、小块森林等。在谷歌的公开图像以及先前项目成果的帮助下，特拉孔定义了这些边界（图32.3）。CBI在MiraBhainder的应用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中之一是生物多样性基线数据的缺乏。 由于指标3-8的计算较为困难，因此该指标团队建议城市管理者有必要进行更详细的基线生物多样性调查。让城市管理机构进行更多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将有助于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规划过程的主流，同时也间接帮助提高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与觉悟。图.32.3共生共荣:从米拉白恩德市政集团的花园部门办公室露台上可以看到很多大白鹭(Casmerodiusalbus)在一棵城镇中心的雨树(Albiziasaman)上面筑巢，令人印象深刻。这棵树被居民房和办公楼环绕，是人类种群与生物多样性共同相处的标志（照片由©SalilP.Kawli2013拍摄并发表，使用已经过批准。版权所有。）32.3.5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加拿大埃德蒙顿是加拿大西部、北美大平原北部阿尔伯塔省的首府。埃德蒙顿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城市，仍然有很大的农业用地面积，但巨大的增长压力使得农田和天然片区被转化，以适应城市发展。埃德蒙顿约10％的面积处于在自然状态下（即天然模式的原生植被占主导地位）(CityofEdmonton,2007,NaturalconnectionsStrategicPlan)。埃德蒙顿相对较低的生物多样性是与它的气候有关的，它是使用CBI的城市中气候最寒冷的城市之一，而且与大多数其他城市相比，它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组成部分的得分相对要低——尤其在与位于热带和地中海生态系统内的城市相比的时候。这就强调了该指数是一个主要用于自我评估的工具，而且用来进行城市之间的比较时要十分谨慎。不过，CBI对于地方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它可以为埃德蒙顿的地方决策者提供有关城市政策对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影响的反馈。与CBI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组成部分相比，该指数的治理组成部分的子分数能够在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的时候提供很有意义的见解，而且在为项目和倡议制定基准的时候也十分有用。然而，有些事情需要警告。比如，受保护的自然空间在不同城市中，面积有很大差异，取决于当地权力机关是否有足够的授权法律来保护自然，或是必须用自己税收所得中拿出一部分预算来保护自然。另外，一些城市在其辖区内有一些受联邦以及省/州保护的区域，这能够大大提高分数。此外，区域政府获得好成绩的可能性比单一城市要大，因为区域政府的责任区面积较大，而且通常包含有未开发的土地。在CBI中使用大量数据，这一点被证明是能够加速埃德蒙顿创新的一剂催化剂。CBI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员社区参与的工具，为了给物种指标收集数据，埃德蒙顿 聚集了许多对于该区域某一物种数量有着专门知识的市民和小组，以提供该城市首个全面的物种列表。这些人员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了发展与增强。为了应对计算出该城市未受影响区域的面积这一挑战，生物多样性办公室获得了它的首个卫星图像，这种图像在其他的地区也产生了积极的结果。虽然埃德蒙顿发现了该指数的一些局限，但是这些局限能够通过添加一些指标来克服。生物多样性办公室也保留有一套附加的指标，以管理政策和项目的有效性。其他的局限还包括：•不到完全失去一个物种的时候，物种指标就不能显示出变化。埃德蒙顿正在研制一个更为细微地反映物种变化的评估。•正式到自然区域进行教育访问的数量在埃德蒙顿并未得到计算。而且许多邻近地区被设计成包含有互相毗邻的自然区域以及学校，因此正式访问很可能常常发生。•对于像埃德蒙顿这样的城市，其生物多样性功能存在于一个高度整合的管理系统中，这就使得地方当局极其难以估计拨给生物多样性的每年的预算。•对于每一年城市中举行的公众觉悟以及对外宣传活动来说，仅可能获得一个粗略的估计，因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的非营利组织以及其他机构的数量太过庞大。最近刚刚创造出来的“埃德蒙顿生物多样性网络”在将来应该能够对埃德蒙顿有所帮助。32.4前方的挑战这些城市带来的经验表明，CBI对于地方一层来说，在促进对话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使用方面会带来多重的潜在好处。例如，在日本一些城市里，CBI的应用促进了城市中的跨部门对话。如果没有实行CBI，这种沟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里可能有着一个一般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不同部门之间为了改善它们的日常管理工作而对评估结果进行的分享、解读、思考能够促进内部交流以及改善地方政府的能力。同时，通过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量化，并随着时间推移对它们进行评估，CBI可能会激发不同的利益方认识到他们与生物多样性与他们自身的联系，表现出关注，以主人公地位参与其中。此外，CBI可以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全面地建立一个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性的系统，尤其是当指标与计划中的数字类的目标联系起来的时候（更多关于未来对可持续性的影响的讨论见第33章）。CBI的实际应用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是，总之它们都与以下几项有所关联：1.数据的缺失；2.规模、界线以及定义；3.需要捕捉城市之间广泛的生物-地理方面区别的评分；4.生态系统服务的数量以及范围有限。数据缺乏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动力：CBI能够为市政部门提供奖励机制，去为它们的生物多样性制定储备清单以及监管项目。例如，今天，将遥感数据以及就地观察与检测若干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变量（例如栖息地结构以及物候学）整合起来已经成为可能(Pereiraetal.2013)。这样的背景下，市政机关应该探索开展市民科学项目的可能性（见第30章）。并考虑一般情况下在城市范围内，本土的关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知识可能属于许多不同的民间社会团体（概述参见第30章）。本文中分析到的许多城市都遇到的另一个一般议题是指标的数量太多了。我们觉得CBI的修改版应该试图减少或合并指标，尤其是在治理部分，因为部门安排（例如预算、活动数量、所存在的部门数量）会互相重合。与制定分数范围、界线、地方采用的指标和范围有关的挑战能够通过每个市制定它们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范围、界限、定义、以及一套最能反映当地生态文化背景的子指标而得到解决。然而，有一些挑战在市级水平上并不容易应对，而且需要研究部门的信息输入。 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有关某些指标的发展，这些指标能够补充或者甚至代替某些基于物种丰富程度的指标。最近关于基本生物多样性变量鉴定的研究(Pereiraetal.2013)表明，要测量的重要变量是物种丰度、物种特征以及生态系统结构。检测城市化以及栖息地结构变化如何导致物种丰度变化以及功能特征的损失与收获(Cornelissenetal.2003;Lavoreletal.2007)，将会是十分重要的。根据功能类型特征来进行物种分组，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这些小组都具有类似的资源-利用模式、生态系统角色以及相似的对环境条件或干扰的反应方式。如此一来，功能类型可能会是一个极为有用的管理工具，它能够生成一些指标类型以及预测模型，这些类型与模型关系到生态系统服务可能会发展出的一些世代变化。此外，功能类型方法使地区间的对比变得可能，因为它能够形成一种共有的语言，通过这一语言，人们能够有效地对比一些分类上很独特也很复杂的体系。目前，这种分析已经在很大数量的栖息地类型中得到了开展，但是城市类型除外（第十章）。另一个挑战涉及到要扩大CBI中的生态系统服务那一部分，而在此需要做出许多更进一步的研究（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更进一步的讨论见第十一章。）与重视生态系统生物构成的那些指数（例如物种灭绝风险或外来入侵物种趋势）相比，生态服务系统指标必须包含一个社会维度，因为生态系统服务是由一个互相连接的社会-生态系统产出的，而不是仅仅靠的是生态系统(Reyersetal.2013)。仅仅测量生态特性以及功能并不能够为生态系统服务状态和趋势提供足够的图景，因此还需要大量的社会经济数据的附加输入。这些要素被展现在CBI的概念框架中，这一框架的目标是要捕捉服务所带来的好处、对人类福祉的影响以及政治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变化，但它还需要被进一步发展。生态系统服务指标面对的第二个挑战关系到一批生态服务系统的互动特征（即一套服务之中严格正相关或负相关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意味着当试图增高某种服务时，其他的服务可能会同时增加（协同增效）或是降低（权衡）。这种协同和权衡都很少得到记录，而且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趋势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这或许能够显示出各种服务中的权衡模式以及应对某些管理计划的服务反应中的不同趋势）。此外，很多CBI的使用者建议，那些从城市之外更远处的生态系统捕捉生态系统服务流动的指标，如果能够包含在内，那将是很好的，因为这样能够评估城市以及它们的居民以及政策对其他地方的生态系统的影响(cf.Setoetal.2012;Seitzingeretal.2012)。尽管有着这些挑战，CBI依然是一个增加生物多样性在城市管理中的重要性的一个强大工具。CBI能够把管理者、科学家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去思考生物多样性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政策以及陆地规划选择对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影响能够利用CBI来评估。我们希望随着更多的城市制定地方行动计划和策略来应对CBD(X/22号决定)的号召，CBI将在世界各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获得丰富的经验，而且生物多样性管理将被置于城市规划者所关心的事项的最前线，并帮助改善所有城市居民的福祉。 参考文献Butchart,S.H.M.,Walpole,M.,Collen,B.,vanStrien,A.,Scharlemann,J.P.W.,Almond,R.E.A.,Baillie,J.E.M.,Bomhard,B.,Brown,C.,Bruno,J.,Carpenter,K.E.,Carr,G.M.,Chanson,J.,Chenery,A.M.,Csirke,J.,Davidson,N.C.,Dentener,F.,Foster,M.,Galli,A.,Galloway,J.N.,Genovesi,P.,Gregory,R.D.,Hockings,M.,Kapos,V.,Lamarque,J.-F.,Leverington,F.,Loh,J.,McGeoch,M.A.,McRae,L.,Minasyan,A.,Morcillo,M.H.,Oldfield,T.E.E.,Pauly,D.,Quader,S.,Revenga,C.,Sauer,J.R.,Skolnik,B.,Spear,D.,Stanwell-Smith,D.,Stuart,S.N.,Symes,A.,Tierney,M.,Tyrrell,T.D.,Vie,J.-C.,&Watson,R.(2010).Globalbiodiversity:Indicatorsofrecentdeclines.Science,328,1164–1168.CBI.(2012).User’smanualforthecitybiodiversityindex.Secretariatofthe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Availableat:http://www.cbd.int/en/subnational/partners-and-initiatives/city-biodiversity-indexChan,Y.K.,Kwan,C.C.A.,&Shek,T.L.D.(2005).QualityoflifeinHongKong:TheCUHKHongKongqualityoflifeindex.SocialIndicatorsResearch,71,259–289.Cornelissen,J.H.C.,Lavorel,S.,Garnier,E.,Díaz,S.,Buchmann,N.,Gurvich,D.E.,Reich,P.B.,terSteege,H.,Morgan,H.D.,vanderHeijden,M.G.A.,Pausas,J.G.,&Poorter,H.(2003).Ahandbookofprotocolsforstandardisedandeasymeasurementofplantfunctionaltraitsworldwide.AustralianJournalofBotany,51,335–380.Duraiappah,A.K.,Nakamura,K.,Takeuchi,K.,Watanabe,M.,&Nishi,M.(2012).Satoyama–Satoumiecosystemsandhumanwell-being:Socio-ecologicalproductionlandscapesofJapan.Tokyo:UNUPress.EEA.(2010).TheEuropeanenvironment–Stateandoutlook2010–Urbanenvironment.Copenhagen:EEA.GBO3.(2010).Globalbiodiversityoutlook3.Montreal:Secretariatofthe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GEOBON.(2011).AdequacyofbiodiversityobservationsystemstosupporttheCBD2020targets.Pretoria:GEOBONOffice.Inoue,&Morimoto.(2011).Theresearchoncities‘biodiversityindex-cities’.EvaluationbySingaporeIndex-KyotoUniversity.Mastersthesis:GraduateSchoolofGlobalEnvironmentalStudies,KyotoUniversityKohsaka,R.(2010).Developingbiodiversityindicatorsforcities:ApplyingtheDPSIRmodeltoNagoyaandintegratingsocialandecologicalaspects.EcologicalResearch,25,925–936.Kohsaka,R.,&Okumura,S.(2014inprint).Greeningthecitieswithbiodiversityindicators;ExperienceandchallengesfromJapanesecitieswithCBI.InT.Yahara&S.Nakano(Eds.),ThebiodiversityobservationnetworkintheAsia-PacificRegion.Lavorel,S.,Díaz,S.,Cornelissen,J.H.C.,Garnier,E.,Harrison,S.P.,McIntyre,S.,Pausas,J.G.,Pérez-Harguindeguy,N.,Roumet,C.,&Urcelay,C.(2007).Ch13:Plantfunctionaltypes:Arewegettinganyclosertotheholygrail?InJ.G.Canadell,D.Pataki,&L.Pitelka(Eds.),Terrestrialecosystemsinachangingworld(TheIGBPseries).Berlin/Heidelberg:Springer.MillenniumEcosystemAssessment(MA).(2005).Ecosystemsandhumanwell-being:Aframeworkforassessment.Washington,DC:IslandPress.Mori,K.,&Christodoulou,A.(2012).Reviewofsustainabilityindicesandindicators:TowardsanewCitySustainabilityIndex(CSI).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Review,32(2012),94–106. Niemelä,J.,&Kotze,J.(2009).Carabidbeetleassemblagesalongurbantoruralgradients:Areview.LandscapeandUrbanPlanning,92,65–71.OECD.(1997).Betterunderstandingourcities:Theroleofurbanindicators.Paris:OECDPublication.Pereira,H.M.,&Cooper,H.D.(2006).Towardstheglobalmonitoringofbiodiversitychange.TrendsinEcology&Evolution,21,123–129.Pereira,H.M.,Reyers,B.,Watanabe,M.,Bohensky,E.,Foale,S.,Lee,M.,Palm,C.,&Patwardhan,A.(2005).Conditionandtrendsofecosystemservicesandbiodiversity.InEcosystemsandhumanwell-being:Multi-scaleassessmentsmillenniumecosystemassessment(pp.171–203).Washington,DC:IslandPress.Pereira,H.M.,Ferrier,S.,Walters,M.,Geller,G.N.,Jongman,R.H.G.,Scholes,R.J.,Bruford,M.W.,Brummitt,N.,Butchart,S.H.M.,Cardoso,A.C.,Coops,N.C.,Dulloo,E.,Faith,D.P.,Freyhof,J.,Gregory,R.D.,Heip,C.,Höft,R.,Hurtt,G.,Jetz,W.,Karp,D.,McGeoch,M.A.,Obura,D.,Onoda,Y.,Pettorelli,N.,Reyers,B.,Sayre,R.,Scharlemann,J.P.W.,Stuart,S.N.,Turak,E.,Walpole,M.,&Wegmann,M.(2013).Essentialbiodiversityvariables.Science,339,277–278.Reyers,B.,Biggs,R.,Cumming,G.S.,Elmqvist,T.,Hejnowicz,A.P.,&Polasky,S.(2013).Gettingthemeasureofecosystemservices:Asocial-ecologicalapproach.FrontiersinEcologyandtheEnvironment,11,268–273.SCBD.(2011).ReportoftheAHTEGonindicatorsfortheStrategicPlanforBiodiversity2011–2020.Montreal:Secretariatofthe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Scholes,R.J.,Walters,M.,Turak,E.,Saarenmaa,H.,Heip,C.H.,Tuama,É.Ó.,Faith,D.P.,Mooney,H.A.,Ferrier,S.,Jongman,R.H.,Harrison,I.J.,Yahara,T.,Pereira,H.M.,Larigauderie,A.,&Geller,G.(2012).Buildingaglobalobservingsystemforbiodiversity.CurrentOpinionin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4,139–146.Seitzinger,S.,etal.(2012).Planetarystewardshipinanurbanizingworld:Beyondcitylimits.Ambio,41,787–794.doi:10.1007/s13280-012-0353-7.Seto,K.C.,Reenberg,A.,Boone,C.G.,Fragkias,M.,Haase,D.,Langanke,T.,Marcotullio,P.,Munroe,D.K.,etal.(2012).Urbanlandteleconnectionsandsustainability.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109,7687–7692.doi:10.1073/pnas.1117622109.UNEP.(2011).Reportofaninternationalscienceworkshoponassessmentsforanintergovernmentalscience-policyplatformonbiodiversityandecosystemservices,heldinTokyofrom25to29July2011.UNEP/IPBES.MI/1/INF/12.Nairobi:UNU.UNU-IASOUIK.(2011).BiodiversityinKanazawa.Throughthefourseasons.UnitedNationsUniversity-InstituteofAdvancedStudiesOperatingUnitIshikawa/KanazawaBooklet.Kanazawa:UNU-IAS.vanStrien,A.J.,Soldaat,L.L.,&Gregory,R.D.(2012).Desirablemathematicalpropertiesofindicatorsforbiodiversitychange.EcologicalIndicators,14,202–208.Walpole,M.,Almond,R.E.A.,Besancon,C.,Butchart,S.H.M.,Campbell-Lendrum,D.,Carr,G.M.,Collen,B.,Collette,L.,Davidson,N.C.,Dulloo,E.,Fazel,A.M.,Galloway,J.N.,Gill,M.,Goverse,T.,Hockings,M.,Leaman,D.J.,Morgan,D.H.W.,Revenga,C.,Rickwood,C.J.,Schutyser,F.,Simons,S.,Stattersfield,A.J.,Tyrrell,T.D.,Vie,J.-C.,&Zimsky,M.(2009).Trackingprogresstowardthe2010biodiversitytargetandbeyond.Science,325,1503–1504. 古今名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朱熹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欧阳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彝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于谦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刘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轼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李苦禅立志宜思真品格，读书须尽苦功夫——阮元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孙洙《唐诗三百首序》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苏轼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蒲松龄 声明访问者可将本资料提供的内容用于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以及其他非商业性或非盈利性用途，但同时应遵守著作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侵犯本文档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谢谢合作！'